讲座纪要︱王建朗：抗战外交与变局应对

3月27日上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清华大学教授王建朗先生，受邀为全院师生带来题为《抗战外交与变局应对》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太阳成集团tyc122ccvip、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太阳成集团tyc122ccvip刘家峰教授主持，太阳成集团tyc122ccvip李中庆、郑泽民等50余名师生参与讲座。

王建朗先生首先介绍了1941年12月以前中国广泛争取国际援助的历史阶段。1938年4月，中国提出“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主旋律之一。之后，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这一关键论断，进一步为国际援助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此同时，日本则提出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针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王建朗先生将各国的立场与应对大致划分为三类，即“现存秩序的维护国：英、美、法”“现存秩序的破坏国：德国”以及“特立独行的国家：苏联”，并分别加以分析。在论述各国对华态度及其与中国交涉的过程中，王建朗先生特别提醒听众注意若干易被忽视的观察视角。例如，所谓“远东慕尼黑”阴谋是否确实存在；德国在由中立转向亲日之后，事实上并未立即停止对华军火供应，德国顾问也仍活跃于抗战前线；又如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缔结背后的复杂运作机制，均值得深入辨析。

1941年12月以后，随着战争胜负的大势日益明朗，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逐渐转向争取并巩固大国地位。对此，王建朗先生系统梳理了中国在这一时期迈向大国、跻身“四强”之一的历史进程，包括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推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参与《莫斯科宣言》与开罗会议，以及投身联合国的创建等重大外交实践。既然成为大国，便须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王建朗先生列举了中国军队两次出兵缅甸、支持朝鲜与越南的抗日运动，以及调解英印纠纷等事例，借助丰富史料展现了中国积极践行大国责任的姿态。同时，他也指出，这些行动背后的美国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在此基础上，王建朗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在诸多方面积极参与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例如，对于战后国际组织的设想，中国方面普遍期待建立一个强有力、以四大国为核心、并遵循民族自决原则的国际组织。1942年7月国际问题讨论会提出的《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等文件，都反映当时朝野各界对于未来国际组织的期待及其主要构想。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四大国权力的理解上，中国一方面主张适度扩大其作用，另一方面又不赞成其权力的过度膨胀；而在殖民地等问题上，中国的认识甚至较英美更为彻底和深刻。另一方面，中国也致力于推动战后东亚版图的合理重建。王建朗先生利用“蒋介石日记”等史料还原了当时中国在东北、台湾、琉球、外蒙古及香港等问题上的认识与态度演变，揭示了中国对战后领土与主权安排的基本设想及其调整过程。

最后，王建朗先生提出，抗战前后的中国面临着一种“大国的困窘”，即“有大国地位，而欠缺大国实力”。不过，也不能因为实力不足，便否认当时中国已经获得并逐步确立的大国地位；前述论述实际上已经较为充分地展示了这一地位形成的历史过程。总体而言，在二战期间，中国较为审慎而灵活地处理了敌、我、友关系，抓住历史机遇跻身大国之列，并努力承担相应责任，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构，推动形成相对合理的战后东亚版图，尽可能恢复了近代以来丧失的部分领土主权。然而，从另一面看，中国毕竟初登国际政治中心舞台，仍显稚嫩，未能始终充分把握有利时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以古鉴今，王建朗先生在讲座的结尾提到：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合作正是抗日战争留给我们的启示。如今谈论所谓“百年大变局”又与两年前有所不同，我们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情势：国家力量空前强大，而国际环境空前不确定，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信用的崩塌，严重影响了国际信任与合作。但若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理智处理国际关系，普及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和以國际法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推动超越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的国际合作，就一定能有效应对当下国际变局。

在问答环节，师生们围绕“国际援助”的深层意涵、清末至抗战时期外交风格的延续与差异、近代的“秘密外交”等议题与王教授展开热烈讨论。刘家峰教授在总结中表示，王建朗教授的讲座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了中国在抗战期间如何灵活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这些深刻的历史洞见也为我们理解当下国际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希望同学们多去阅读王老师有关这次讲座主题的论著。